我漫不经心地问：“是吗？”“是啊，你那时还把你和另外两个战友的合影给我看呢。回到重庆，我们那一批战友每年都有几次聚会，但从没有看到过你。”我示意沈汉到我办公室聊。坐下，各自接了杯冰水。我深深地躺进椅背。
“我不爱凑热闹，回来就猫着哪也不去，累了几年，就想休息，刚从部队回来那阵，好像有睡不完的觉。”沈汉笑了：“我也是，回来连睡三天三夜，中间爬起来闭着眼睛吃饭，闭着眼睛撒n，然后倒床上接着睡……我听说过你们那哨所的事。”我的心里“咯噔”一下，若无其事地问他：“一个小哨所有什么可说的？”“还不是因为你那两个战友的死，居然死在自己挖的陷阱里。太离奇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大伙在一起说起的时候，说不是自杀就是他妈的谋杀。那俩哥们怎么那么想不开？”扁脑壳高举拳头，视死如归。“祖国万岁”！坑口扬起的浮叶。我和大傻哈哈大笑的脸。四周一片静谧。扁脑壳躺在坑底，一动不动，亚热带的阳光透过树梢照s进来，光柱里是些飞尘在无声地跳跃。
许久，我的眼神回到沈汉脸上：“游戏。”“什么游戏？”我的目光再次穿透沈汉的脸。大傻靠着树干半躺着，静静地看着丛林上方的蓝天，一只手无意识地放在自己那话儿上揉弄。扁脑壳用军刀一丝不苟地削着竹片，刀锋削过竹片的“嚓嚓”声有节奏地回荡在丛林，他每削一次，就恶狠狠地看一眼大傻的裆部。一只蚂蚁在我旁边负着比它体型大几倍的虫子进行长途跋涉，我准确吐了口唾沫，然后看着它在我的浓痰里挣扎。
“生活就是他妈的一场游戏，谁挣扎谁他妈找罪受。”沈汉似懂非懂，其实我也就随口一说，他如果真懂我倒奇怪了。沈汉突然凑近我，说：“说起来可笑，他们中间有一个人喝醉酒后悄悄告诉我，说你那时精神上有问题，还说他被部队派来专门护送你回重庆，可是一不留神在昆明不见了你，他还为此受了处分。我跟他们说我见过你，跟你在火车上侃了两天一夜，你很健谈，神智也清醒。他一愣，说你也许是假装精神分裂，装得真他妈像，连军医专家组都骗过了。”“c，我他妈这辈子就想精神分裂，很遗憾，一直没有实现这个崇高理想，也许得等到共产主义实现那一天吧。”沈汉笑得眉飞色舞：“你跟十年前一样，特逗。那会儿你一直张口说话，中间如果有一两分钟的间隙，就像要虚脱的样子。”我问他：“你说的那个战友是谁？”他倒糊涂了：“谁？”“你不是说有个傻冒护送我回重庆，他现在在哪里？”“哦，他啊，早死了。回重庆的第三年，他出差，在火车站小饭馆吃饭，有人吵架，他跑去劝，结果被人一刀捅死了。很不值，其实他不去劝那两个人也未必会真打起来。”我笑了笑：“是挺傻的。”沈汉礼貌地道别，出去。我坐在桌前发呆，突然觉得一阵寒冷，虚弱得忍不住要颤抖。我转过身，面对落地玻璃，窗外风和日丽，我却觉不出一点温暖。看了看空调遥控板，c，谁给调到了十八度。我把温度升到二十八度，慢慢恢复了平静。
我打开电脑，找到百合。办公室响起手指敲击键盘的声音。
“今天我找到了一点事实真相。”“是什么？”“记得我跟你说起过的我们跳坑的游戏吗？”“记得，以生命做赌注。但你说因为从没有出过岔子，所以这个游戏后来让你们觉得索然无味，再没有玩过。”“今天有人告诉我，大傻和扁脑壳死在坑里。”那边沉默，过一会儿，q上出现一排字：“或许你们后来又玩过。”“我不知道，我的脑子里没有关于大傻和扁脑壳死亡的任何印象，奇怪的是，我竟然从没有试着去追究。”“上次我说过，或许你下意识地回避。”“我想不出理由。他们是我最好的朋友，我的记忆里收藏着他们的所有细节，可是对于他们的死偏偏一片空白。”“也许空白的不仅仅是死亡。”“还应该有什么？”“与之相关的一些东西，我说不清。”我有些气恼：“你的词汇里老是出现或许、也许、说不清，你们搞心理研究的都这样含糊其词模棱两可吗？”百合打了个笑脸：“因为或许具有引导性。如果你反感，我以后尽量少用类似词语。其实你对这个词的反感，说明你已经在真相的边缘。”“……更为可笑的是，我那时可能有精神分裂。”“很好。”“什么很好？”“这件事由你说出来很好，说明你已经在正视问题。其实我早有这个猜测，毕竟忘记生命中很重要的场景是不正常的。”“那么，可不可以这样说：我最好的朋友在我们通常的游戏中丧生，我因此受到巨大打击，精神分裂？”“什么可能都有。但在事实真相出来之前下结论，就是逃避和隐藏，而这个结论通常也是最错误的。”我沉默。关上电脑。突然觉得自己好笑，生活自有它的道理，我他妈用得着追究吗？！
“笃笃笃。”“进来。”是代书话。她走过来，把上次我还她的富康车钥匙给我：“这车还是你拿去用吧，反正我也不会开。”我虽然不屑于她的假惺惺，但这车在公司名下，便坦然接受：“以后要蹭个车什么的，说一声。”代书话笑了：“这我还会跟你客气吗！走啊。”“什么？”“不是说蹭车吗？麻烦你送我和余利到解放碑去一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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