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会在他背后喋喋不休。它一天二十四小时都开着，转在脱口秀或购物频道上。她从来没有想到该在和他说话时把音量调小，他也练就了置若罔闻的本领。即便如此，他还是经常对她的头脑退化程度感到惊讶。她怎么能够一个小时接一个小时地看那种无聊的节目？在病魔夺走她的人生和个性之前，她曾经是个言词犀利、聪慧机敏的知识份子。请一个右派保守份子到她完美的晚餐桌边，包准会有唇枪舌剑的好戏可看。他记得以前的她热爱辩论政治，但现在她只愿谈论和担心她的肠子功能──以及食物。她总是对谈论下一餐兴致勃勃。
他时常回忆起七年前他们结婚那天，当时的他是多么渴望得到她。但是近来他甚至害怕与她共处一室，现在他都睡在客房里。痛苦的折磨就像酸y在腐蚀着他。
被迫卧床前，她把宽敞的主卧室装潢成浅绿色。家具都是特大号的义大利文艺复兴式，凸窗两侧是古罗马诗人奥维德和维吉尔的石膏胸像。主卧室完工时他真的很喜欢，甚至请那个年轻聪明的室内设计师重新装潢他的办公室。但现在他对主卧室恨之入骨，因为它代表他现今生命中缺少的部分。
不管多么努力，他还是逃避不了。两个星期前，他和一个合伙人到一家新开的时髦餐馆吃午餐，但是一走进餐馆看到浅绿色的墙壁，他就感到反胃欲呕和呼吸困难。在那惊恐的几分钟里，他确信自己即将心脏病发作。他应该打电话叫救护车，但他只是冲到餐馆外面拚命深呼吸。照在脸上的阳光帮助他平静下来，他这才明白他的焦虑症有多么严重。
有时他确信自己快要发疯了。
幸亏有三个死党的支持。他每个星期五下午与他们见面小酌。他苟延残喘地活着，熬到星期五以便卸下心头重担。他们会倾听他的心事，给他安慰和同情。
讽刺的是，出外与死党饮酒解闷的人是他，在孤寂中日益衰竭的人却是瑟琳。如果命运要惩罚他们其中一人的昔日罪孽，为什么受罪的是她而不是他？瑟琳一直是这桩婚姻中正直高洁的一方。她一辈子没有犯法过，连一张交通违规罚单都没有被开过。要是知道约翰和他的三个死党做过哪些事，她一定会震惊不已。
他们四个好朋友组成“播种社”。年纪最长的是三十四岁的麦隆，达乐和约翰都是三十三岁，三十二岁的培顿因容貌俊俏被昵称为“小帅哥”。他们四个唸同一所私立学校，虽然来自不同的阶层，但物以类聚使他们自然而然地走在一起。他们有相同的欲望、目标和野心，也有同样昂贵的品味，同样不介意以违法手段达到目的。他们从高中时代起就踏上犯罪之路，发现窃盗罪有多么容易脱身，也发现窃盗的利润有多么微保他们在大学时代犯下第一起重罪，不但抢劫邻镇的珠宝店，还像职业抢匪一样把赃物卖掉。后来他们之中最擅长作分析性思考的约翰认为抢劫销赃的风险太大，因为再周详的计划也可能因运气和意外等因素而出差错，于是他们开始进行较复杂的白领犯罪，利用他们所受的教育来培养人脉。
他们际网路。他们用电脑以假名购买不具价值的股票，在聊天室里散播不实的资料和谣言，等股价暴涨后，趁证管会察觉异状前，出脱手中持股而获得五百倍的暴利。
他们巧取豪夺来的每一分钱都存在开曼群岛的“播种社”帐户里。等他们四个大学毕业在纽奥良就业时，帐户里的存款已经超过四百万美元。
那只有养大了他们的胃口。
在一次聚会里，麦隆告诉其他人，精神科医生会说他们都是反社会者。约翰不以为然。反社会者不会考虑到其他人的需要和希求。他们忠于“播种社”，培养出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默契。他们的目标是在麦隆满四十岁以前存足八千万美元。当麦隆庆祝三十岁生日时，他们已经存到四千万美元了。
任何事也阻止不了他们。经过这些年，他们的友情益发深厚；他们会无所不用其极地保护其他的社员。
虽然他们每个人都有特长可以贡献，但麦垄达乐和培顿都知道约翰才是真正的首脑；没有他，“播种社”绝不可能有今日的局面。他们不能失去他，但他日益恶化的精神状态越来越令他们担心。
约翰身陷困境，他们却爱莫能助，只能聆听他倾诉心事。约翰谈来谈去一定会谈到他的爱妻和她可怕的近况。由于瑟琳身染恶疾，所以他们好久没有看到她了。那是她的选择，因为她希望他们只记得她以前的模样。当然啦，他们寄了礼物和卡片去给她。约翰与他们情同手足；他们虽然真心同情他的妻子，但更加担心他。他们一致认为她已经没救了，但约翰还有救。旁观者清的他们可以看出他大难临头。他们知道他在工作时无法专心；就他的职业而言，那是非常危险的。还有，他喝酒喝得太凶。
约翰这会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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