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是谁？”电筒指向躺在“床铺”上的王浦生。
“那是我外甥。”李全有说，“孩子病得可重了，发了几天高烧……”
没等李全有说完，两个日本兵已经冲过去，把王浦生从被窝里拖了出来。王浦生已经人事不省，此刻被拖向院子，毫不抗拒挣扎，只是喘气喘得粗重而急促，似乎那条十五岁的将断不断小命被这么折腾，反而给激活了。
“他还是个小孩子，又病得那么重！”英格曼神父上来求情。
两个日本兵不搭理老神父，只管把王浦生往院子里拖。英格曼神父跟上去，想接着说情，但一把刺刀斜c过来，在他的鹅绒长袍胸襟上划了个口子，顿时，白花花的鹅绒飞出来，飞在煞白的电筒光亮里。英格曼神父愣住了，这一刀刺得深些，就会直c他的心脏。这一刺似乎只为了启发他的一番想象力：刀够锋利吧？进人心脏应该同样轻而易举。对这样的刀尖，心脏是个无比柔弱、无处逃遁的小活物。而英格曼此刻把这一刀看成是挑逗，对他威风威严的戏弄，怎么用刀跟他比划如此轻佻的动作？他更加不放弃地跟在两个拖王浦生的士兵后面：“放下他！”
英格曼的猛烈动作使鹅绒狂飞如雪花，在他身边形成一场小小的暴风雪。
“看在上帝的分上，放下他！”
他再次挡住两个日兵，并把自己的鹅绒袍子脱下，裹在十五岁男孩的身上。躺在地上的王浦生喘得更加垂死。
一个少佐走上来，用穿马靴的脚尖踢踢王浦生，说了一句话。翻译马上译出那句话：“他是被刺刀扎伤的。”
英格曼说：“是的。”
“在哪里扎的？”
“在他家里。”
“不对，在刑场上。他是从刑场上被救下来的中国战俘。”
“什么刑场？”英格曼神父问道。
“就是对中国战俘行刑的刑场。”翻译把日本少佐几乎忍不住的恼火都翻译过来。
“噢，你们对中国战俘行刑了？”英格曼神父问：“原谅我的无知。原来日军把自己当做日内瓦战俘法规的例外。”
少佐长着日本男人常见的方肩短腿、浓眉小眼，若不是杀人杀得眼发直，也不失英俊。他被英格曼噎了几秒钟，对翻译说了一句话。
“少佐先生说，现在你对你借教堂之地庇护中国军人，没什么话可说了吧？”
“他们怎么可能是军人呢？”英格曼神父指着站在一边的戴涛和李全有说。
这时，一个日本士兵推着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国男人过来。翻译说：“这位是日军雇的埋尸队员，他说有两个没被打死的中国战俘给送到这里来了。”他转向埋尸队队员：“你能认出他俩吗？”
埋尸队队员热心地说：“能认出来！”他一抬头就指着戴涛：“他是一个！”
法比大声骂道：“你个狗！你狗都不如！”
英格曼立刻知道这人根本不认识或记不清当时被营救的人的模样。
两个日本兵蹿向戴涛，眨眼间一人抓住了戴涛一条胳膊。戴涛从容地任他们把他双臂背向身后，忍住左胁伤口的钻心疼痛。
英格曼神父对埋尸队队员说：“你在撒谎，今生今世这是你第一次见这位先生。”
少佐通过翻译对埋尸队队员说：“你认清了吗？”
法比。阿多那多用扬州话大声说：“他认清个鬼呀！他是为了保自己的命在胡咬！”
少佐叫那两个士兵把戴涛押走，英格曼神父再次上去，但少佐一个耳光打过来，神父被打得趔趄一下。
“认错人了！”李全有此刻说，他拖着伤腿，拄着木拐，尽量想站得挺拔些。他对埋尸队队员说：“你看看我，我是不是你搭救的那个？”
“我没有搭救！是他们搭救的！”埋尸队队员慌忙开脱自己。
“你不是说认识那俩人吗？你怎么没认出你爷来呀？”李全有拇指一翘，指向自己鼻子，兵痞子的样儿上来了。
“他们都是普通老百姓！”英格曼神父说，他知道这是他最后的争取，然后他只能像对待他亲爱的老福特那样放弃他们。既然这是最后的争取，他反而无所顾忌，上去护住戴涛。他和这个年轻少校谈得那么投契，他想跟他谈的还多着呢……他觉得又一记耳光来了，耳朵嗡嗡地响起来，他看见少佐捏捏拳，甩甩腕子，打完人他的手倒不舒服了。
陈乔治这时从厨房后面出来，似乎想为神父擦试鼻孔和嘴里流出的血。日本人朝教堂近时，他正在床上和红菱做露水夫妻；他付给红菱的费用是每天三个洋山芋。好事办完，两人都暖洋洋地睡着了。是日本人向法比开的那一枪把他们惊醒的，他嘱咐红菱自己找地方躲藏，便往院子溜去，他藏在一小堆烧壁炉的柴火后面，始终在观望局势。陈乔治胸无大志，坚信好死不如赖活着，最近和红菱相好，觉得赖活着竟也有千般滋味。他看见英格曼神父袍襟上被刺刀挑破的口子，又看见神父吃耳掴子，不由得提起一根木柴。尊贵的神父居然挨耳掴子，这些倭寇！连给神父提夜壶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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