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着冷清下来的病房里十多张空荡荡的病床，护士们知道可以松口气了，个个笑逐颜开，直到我提醒她们“股市大跌之后必是大涨”的道理。看着大姑娘小媳妇们又哭丧着脸，我和洪良躲在办公室里捂着肚子笑了半天。
关先生总算够意思，赶在九月三十日下午召集所有人员分奖金。页的设计者和工程师们每人拿到二万，我和另一个x病专家各自一万五。
x病专家嘟嘟囔囔地嫌少，关先生听了颇有点不自在，他使劲挺了挺x脯，拔高了音调，几乎是大吼地对着我们：
“今天！大家拿到的只是小意思啦！等到站一开通，我们的财富会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你们可以不相信我，但是要相信互联！你们不相信互联不要紧，要相信杨致远！不要过多久，我想明年……不！也许就在今年！在坐的诸位都会变成杨致远！只要在纳斯达克一上市，人人都有数以亿计的身家，到那个时候……哈哈哈哈！”
关先生兴奋地搓着手，仿佛面前的长桌上，黄的条子、绿的票子一大堆。
“到那时候，吃油条、喝豆浆，爱醮白糖醮白糖，爱醮红糖醮红糖，豆浆要两碗，喝一碗，倒一碗……”我坐在长桌另一头，心中默念刚看来的帖子，万分佩服自己过目成诵的本事。
饱餐了一顿关记饭庄卖的画饼，我急急忙忙地叫了车往医院赶，今晚又轮到我值班。坐在车里，按按口袋里的票捆子，硬硬的一大块，我心满意足地笑了，舒舒服服地吐了口长气，心里美滋滋的。
回到办公室里刚换上白大褂，走廊上忽然响起一片嘻嘻哈哈的笑声，我开门一探头，“哥哥！哥哥！”一个穿得花里呼哨的小女孩迎面跑来，乐颠颠地拃着两只小手要我抱。
珠珠，贵庚四岁半，我进医院的时候她已经是老住客了。
珠珠的妈妈在本院产科生下的她，抱回家没满一周岁，家长就发现孩子有先天x青光眼，于是纠集了一大帮人来医院闹腾，非要定个医疗事故不可，连电视台的记者都像苍蝇叮臭r般地闻风而至，没想到院方不吃这一套，最后还是闹上法院，中级人民法院开了庭，法官胡里胡涂判决医院赔偿五万，没想到，家属拿了钱后，把珠珠往门诊大厅的长椅上一放，头也不回地跑了。
这下医院犯了难，不得不报警，警察来看了看，说不是刑事案件不理，找民政局，不是孤儿不收，按照判决书上的地址找上门去，才知道人家早搬走了，连房子都卖了，气得当时的院长在办公室里拍着桌子暴跳如雷。
最后没办法，只能先把孩子养起来，于是，在儿科护士休息室里搭了张床睡觉，每天三顿凑合着喂儿科病房的n粉，满了周岁改吃病房的病号饭。
刚开始的日子里，院里职工窝了一肚子的火，看见包着襁褓的珠珠就烦，后来明白了不得不接受的现实，大家也慢慢地消了气。
随着时间过去，珠珠一天天长大，从学会舔手指头到咿呀学语，又学会下地走路，于是，她每天蹒跚地走到门口，扶着门框站在走廊边，骨碌碌地转动大眼睛，望着人们来来去去地忙碌。
有空闲的时候，儿科的女医生和护士都喜欢抱抱亲亲珠珠，那是她最高兴的时刻，圆圆的小脸兴奋得通红，咧开嘴大声地笑，不时被大人挠着胳肢窝痒得又嚷又叫。
可是大家一忙起来就顾不上她，人们来来回回走过她身旁，脚步一刻不停，她就被冷落在角落里，倚墙而立，仰起脸半张开小嘴，眼睛热切地迎向大人的目光，盼望有人留意到她的存在，驻足片刻说几句话。然而，她多半是失望，只能低下头，瞪着大大的眼睛看着地面，在走廊里无聊地走来走去，神情落寞。
日复一日，月复一月。渐渐地，珠珠走动的范围越来越大，她学会了搭乘电梯，经常独自一人从儿科跑出来，乘电梯上到心内科的五楼，再沿着横跨两幢大楼之间的天桥，来到外科大楼，她很喜欢在散发着浓重的来苏尔味道的外科病房流连，东瞅瞅西瞧瞧，四处蹓跶，快到吃饭的时间再顺着原路跑回儿科。
日子一天一天地过去，直到有一天，珠珠发现了我。
直至今天，我仍然搞不清楚珠珠为什么开口就叫我“哥哥”，因为这个称呼对于她是非常特殊的。
珠珠周围的男x，除了十四岁以下的病童，就是二十五岁以上的医生，她应该有足够的能力区分明显的长幼之序。比如，她懂得年轻的护士是“阿姨”，叫儿科的胡主任“婆婆”，见了矮胖的鲍主任和高瘦的赵主任，一律是爷爷，然而可恨的是，珠珠叫洪良“叔叔”，而我，却是“哥哥”！
我已经记不起那天为什么没有进办公室，而是一个人站在走廊尽头的窗前吸烟。忽然，有人拉了拉白大褂的后襟，回头望望，没人，我正在疑惑，白大褂的前襟被人向下拽了一下，一低头，见是一个三、四岁的小女孩，脸蛋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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