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秦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213年)，博士齐人淳于越反对当时实行的“郡县制”，要求根据古制，分封子弟。丞相李斯加以驳斥，并主张禁止百姓以古非今，以私学诽谤朝政。秦始皇采纳李斯的建议，下令焚烧《秦记》以外的列国史记，对民间医药卜筮种树之书以及不属于博士馆的私藏《诗》、《书》等也限期交出烧毁；有敢谈论《诗》、《书》的处死，以古非今的灭族；禁止私学，想学法令的人要以官吏为师。此即为“焚书”。《史记·秦始皇本纪》：始皇闻(侯生、卢生)亡，乃大怒曰：“吾前收天下书不中用者尽去之。悉召文学方术士甚众，欲以兴太平，方士欲练以求奇药。今闻韩众去不报，徐巿等费以巨万计，终不得药，徒奸利相告日闻。卢生等吾尊赐之甚厚，今乃诽谤我，以重吾不德也。诸生在咸阳者，吾使人廉问，或为訞言以乱黔首。”於是使御史悉案问诸生，诸生传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馀人，皆阬之咸阳，使天下知之，以惩後。益发谪徙边。在秦始皇三十五年(公元前212年)，方士卢生、侯生等替秦始皇求仙失败后，私下谈论秦始皇的为人、执政以及求仙等各个方面，之后携带求仙用的巨资出逃。秦始皇知道后大怒，故而迁怒于方士，下令在京城搜查审讯，抓获460人并全部活埋。
汉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话说汉朝最开始的高祖和孝惠帝文帝景帝时都属于道家，无为而治，修养生息。然后到了武帝时，他就想做点大事，因为经过汉初休养生息，武帝时期，大一统局面又逐渐形成，而这种统一局面十分脆弱，宗室豪党的壮大，农民起义的爆发，随时随地都对其构成威胁。思想上，黄老以外的各家各派尽抒政见，彼此对立，这使实行无为而治的统治者深感危机。而董仲舒这厮从小就遍学百家，在此危机时刻，他抓住时机，想搞个大新闻了，就把各家的东西都糅合到了儒家学说中来迎合武帝的要求，主要抄袭有阴阳家法家道家等，还搞出了一套君权神授什么的，把儒家变得面目全非，非常厉害。。。董仲舒的“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的谏举受到高度重视。董氏以儒家的孔孟之道为根本，兼容汉初黄老之术、先秦阴阳五行学说和法家、墨家的相关理论，在其“天人感应”“、性三品”说的统领下，将诸理论揉合为面目全新的正统儒家神学理论体系。该体系以坚不可摧之势主宰着从西汉至清末的整个封建时代。正统儒家思想塑造了至高无上的人格神“天”，其主宰着和“俗世”，并授权其子即人间的君主在人间代行其意，掌握生杀予夺的最高权力。天主宰着阴阳两大元素，规定阳贵阴贱，而君、父、夫属阳的范畴，而臣、子、妇属阴的范畴，所以，后者应遵循天制，服从前者的统治，这是遵从“天命”的表现，否则将遭“天罚”。通过“天人感应”观和说，封建伦理法制的立法、司法指导原则得以确立。在“天”的面前，不同的人被划入不同的身份集团，有尊卑之分，贵贱之别，因此，在法律面前也有差等之分，名份之别，不容质疑和僭越。这与从基督教的上帝面前人人平等推导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有着不同的路径，体现着不同的精神。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确立后，儒家的“德主刑辅”原则成为历朝历代治国的基本方略。同时阴阳五行说的“阳为德，阴为刑”，又为之提供了最有力的注释，披上了神秘的外衣。被神化的正统儒家思想成为国家最高圣典，臣民行为的最高准则，可以用之解释法律，也可以代替法律成为判决依据，以至于中国法律发展史上出现了独特的经律互用的现象，并促成了中国古代特有的律学的发展。相应的，儒家思想的官学地位确立后，其权威性如“天意”般不容触动，“治律”之人只能研习经典文法，对法律的性质、起源、作用，法律与道德、习惯等规范的关系，法律与社会变迁，与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现象的关系很少论证，当然，也不敢论及。因为，正统儒家思想作为最高信仰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不可移易。以这种思想为指导，中国古代历史上，除先秦外，法学研究异常贫乏。正统儒家的最高信仰地位确立后，对各种民间信仰采取不同的态度。因孝道是封建的家国同构的基础，故履行孝道的最重要的形式———祖先崇拜与祭祀受到儒家推崇，连皇室也不惜巨资虔诚地举行盛大的祭祀典礼，求祖先赐福、庇佑，同时也为民间做出表率。正如韦伯所言：“祖先崇拜与今世的孝道，是家长制臣民思想的基础，具有根本的重要性，同时也是儒教国家实际宽容的最重要且绝对的界限”。对于道教与佛教，除个别朝代的帝王因求长生或笃信来世对其恩宠外，多数情况下，权威远远不如正统儒家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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